10月7日，瑞典文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理由是“他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这是非洲人第5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自1986年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后又一位获奖的非洲黑人作家。可是，在诺贝尔官方社交媒体上的投票显示，93%的读者对他“一无所知”，他的英文页面只有寥寥数行介绍，甚至他的故土（今坦桑尼亚）的读者也不太熟悉他。
开奖前一周，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长期合作的编辑亚历山德拉·普林格尔还在一档播客中说古尔纳是“最伟大的非洲作家之一”，然后吐槽“但从来没有人注意到他”。就连古尔纳自己接到获奖电话时，还以为是个恶作剧。
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诸多媒体都在“科普”他，连旅游媒体也不遗余力地介绍古尔纳的出生地——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Zanzibar）的美丽风光。我们的“科普”也是从这里开始，毕竟，自中国南宋时期便与中国有贸易往来、被史书称为“昆仑层期国”“层檀”“层拔国”“层摇罗”的它，隐藏着古尔纳写作的秘密。
1948年，古尔纳出生在东非的桑给巴尔。这里从公元10世纪开始就有阿拉伯裔和南亚裔、葡萄牙、阿曼甚至东南亚地区的旅人不断往来，因而，桑给巴尔全然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东非海岛，而是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文化区域；特别是17世纪末，阿曼打败并驱逐了桑给巴尔岛上的葡萄牙殖民者，在随后的2个多世纪里，阿拉伯半岛文化开始在这里盛行。这里有异域风情的石头城（Stone Town）与广袤无垠的大海，海水拍打着细软的白沙滩；白黄蓝三色为主的阿拉伯风格建筑、天主教堂、百年前的印度老药房、休闲酒吧、旧奴隶市场、皇宫博物馆⋯⋯桑给巴尔岛展现了坦桑尼亚狂野草原与壮丽雪峰之外的另一番风情，更被《孤独星球》评为“2020年十大最物有所值目的地”之一。复杂的历史、多元的文化与繁荣的贸易给予文学创作者无限灵感。英国作家约翰·布鲁纳曾写过一部反乌托邦小说《立于桑给巴尔》，让它闻名于世；而今，古尔纳更让它声名大噪。
2016年9月13日，古尔纳出席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布克奖入围名单新闻发布会。 Gareth Cattermole 摄
“在我离开时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人们被关押，几乎没有能够让人活动、工作、发展，甚至仅仅是让人能够自由公开地表达不满的余地。”古尔纳在2001年的小说《海边》（By the Sea）中，细致地描述了坦桑尼亚和桑给巴尔岛上的高压政治环境——1963年，英国结束了在桑给巴尔的殖民统治；1964年，在中国、苏联、东德等国家的支持下，桑给巴尔推翻了君主制，同年，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合并，成立了坦桑尼亚共和国。古尔纳的早年经历恰恰见证了这段重大历史变革——殖民者的撤离、政权的更迭、炮火与杀戮，“有时，我认为自己的命运是生活在摇摇欲坠的房屋残骸及其混沌之中”，古尔纳曾这样写道。
脱离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桑给巴尔，盼来的却是政变，矛头直指岛上的阿拉伯裔公民。1968年，桑给巴尔发生暴乱，18岁的古尔纳作为难民来到英国，与家人和故土分离，直到1984年，他才有机会返回印度洋上的故乡，见父亲最后一面。他从历史的夹缝中落入大陆与大陆、大洋与大洋之间的鸿沟，这是个人的“漫长的告别”。
1976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古尔纳继续攻读肯特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他进入肯特大学任教，教授英语和后殖民文学。在英国，古尔纳得以接受系统的教育，并有机会广泛阅读。“阅读的机会似乎无穷无尽，慢慢地，英语对我来说似乎成了一座宽敞的房子，以漫不经心的好客态度，容纳了写作和知识。”古尔纳坚信巨大的阅读量是作家写作的前提，经历一个积累、沉淀、共鸣、重复的过程，他们才得以写作。
尽管斯瓦希里语是古尔纳的母语，英语却成了他的文学工具。阿拉伯和波斯诗歌，特别是《天方夜谭》，是他早期重要的创作源泉，但英国文学，从莎士比亚到维·苏·奈保尔，对他而言更显得意义非凡。“我在自身文化和历史的怀抱中，是无法写作的。也许，这对任何作家都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我来英国写作，处于疏离状态，并且我如今意识到，来自此处、住在他处的状况是我多年来的主题，但这不是独属于我的特殊经历，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的确，古尔纳的小说里，主人公基本都是进入了某个新的社会环境，从而导致原有的社会身份与自我认同的支离破碎。
1987年，古尔纳完成了自己的首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讲述了一个非洲男孩从东海岸离家的原因；一年后的小说《朝圣之路》（Pilgrims Way）更为激进，学生达乌德进入英国后，与当地的种族文化发生激烈对抗；1990年的小说《多蒂》（Dottie），以二战后伦敦女子的悲惨遭遇为主线，描写了主人公试图通过书籍和故事重塑自我的故事。他的作品除了讲述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实行的残酷统治和移民遭受的心理创伤外，还包括很多特殊而细腻的移民心理描写——小说《海边》中，失去了原有财富、地位的主人公会采用假装不会说英语的策略，让自己更有可能寻找到庇护。
古尔纳的作品“空间上跨越三大洲，时间上跨越殖民前后，既描述了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况，也讲述了非洲人移民到宗主国英国寻找归属感的历程”。
在早期作品中，古尔纳试图从单一的身份模式出发，对人物的命运进行局部剖析和探索；而到了1994年，小说《天堂》（Paradise）显示出他在写作主题上的进一步深化，从单一的批判转型为更宏观的考察。
《天堂》的背景设置在20世纪初的东非，一个名叫优素福的12岁男孩梦见自己被一个商人“叔叔”带到了繁荣富庶之地，也就是充满象征性的“天堂”。但现实却是，他是被父亲卖给这个商人的，以打理花园为工作，以此偿还父亲的债务。在搭乘大篷车的非洲旅行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孩童成长为青年，优素福目睹了部落斗争、奴隶贸易、迷信盛行、疾病肆虐，也目睹了殖民主义带给非洲的苦难。当他归来时，一战已经开始。在约瑟夫·康拉德式的旅程叙事中，《天堂》更具有了广阔的写作视野，它所探讨的不再是单一民族在某个单一环境中所受到的影响，而是借助优素福的眼睛，观察整个非洲大陆存在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一部庞大的非洲边缘编年史。
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看来，这部小说显然借鉴了约瑟夫·康拉德的写作，“但它也是一个关于成长和悲伤的爱情故事，不同的世界和信仰体系发生了碰撞”。而古尔纳否认《天堂》是对《黑暗的心》的重写，而是探索流亡者灵魂深处的沉默、自我欺骗与恐惧。
1996年的《绝妙的沉默》（Admiring Silence）中，匿名叙事者逃离了故土桑给巴尔的恐怖统治，在英国展开了新生活。他为妻子及其父母编造了一系列关于家乡的浪漫故事，但当他不得不返回非洲时，这些美好的故事便一个个粉碎了。这个夹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夹心人”的苦痛在于，每一种文化都因为他与另一种文化的关联而否认他。
和《绝妙的沉默》一样以第一人称写作、同样在写难民以沉默保护自己身份的《海边》，讲述了20世纪末从桑给巴尔来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中年人萨利赫·奥马尔的遭遇：他一抵达伦敦的机场就遭遇了来自英国人的歧视和排外。移民局官员凯文·埃德曼对这位外来者的恐惧和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先生，你们这些拥到这里来的人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样做带来的危害。你们不属于这里，我们的价值观念一点儿都不一样。我们不希望你们在这里。我们会让你们的生活艰苦，让你们受气，甚至对你们实施暴力。先生，你干吗非得让我们这样做呢？”奥马尔因未能提供寻求避难的理由而遭拘留，埃德曼利用检查行李的机会偷走了奥马尔最珍贵的财产——一个装香料的桃花心木盒，象征性地剥夺了他对故土的记忆。于是他像一艘无舵的小船，漂荡在英国的海面上。《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讲述了失败者阿巴斯的人生，从桑给巴尔到英国后，他一直为了追求新的生活，也为了摆脱以前的生活责任，自愿过了40多年的流亡生活。作品用细腻的笔触展现了种族中心主义带来的身份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当代英国社会现实的反思。
在古尔纳的小说中，读者不难发现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出于对非洲故土的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流散者们希望在英国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非洲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以及英国社会的排外，他们又很难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不停地在现在与过去、现实与回忆之间协商，试图找到一种平衡。”古尔纳的研究者张峰曾这样论述。古尔纳用散文化和碎片化的诗性语言、独特的叙述风格，在不同的时空中来回穿梭，叙述者也不时切换，由此，古尔纳强调了一种观点：边缘化群体，可以完成自我叙述，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复杂了。
《卫报》书评曾指出，相对于已经被频繁书写的殖民地历史，德国对非洲的殖民史常常为人所忽视——它所提及的就是古尔纳2020年出版的《来世》（Afterlives），这一被视为《天堂》续作的小说，展现了一战前后的东非所经历的一系列重大动荡和冲突：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失败，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及当地的独立运动。“我一直都想写关于一战的故事。”这似乎可以看作古尔纳创作《来世》的动机，这部被《金融时报》形容为“一本刻画宁静之美与悲剧的书”，以简单而抒情的语言讲述了令人震惊的种族主义暴力。
古尔纳有意识地打破传统，颠覆了殖民视角，其新作《来世》向外界讲述了不为人知的东非往事。他试图在作品中阐明人们受到战争和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由此遭受的苦难。图为1914年德国在坦桑尼亚殖民地招募的土著军队。
后殖民主义、难民问题、身份认同、历史的记忆与伤痛，都是贯穿古尔纳写作的重要主题。奥尔森表示，古尔纳的小说，从讲述一场失败起义的处女作《离别的记忆》到“壮丽的”新作《来世》，“避免了公式化的描述，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不熟悉的东非”。他笔下的后殖民时代“夹心人”形象，在全球移民潮加剧的当下，或许能够启发更多思考，展现非洲移民的声音与观念，也为世界未来的和谐多元创造更多反思与可能。
尽管古尔纳承继的是维·苏·奈保尔的“衣钵”，但他是用一种批判的态度看待奈保尔的。相形之下，古尔纳对移民问题和身份命题的探索更具话题性：与沃莱·索因卡和恩古吉·瓦·提安哥不同，他的关注点不再是殖民经验、国籍和语言，而是后殖民时代、全球化背景的流离失所和对身份、文化归属的追溯。一如普林格尔所说，古尔纳一直在写关于流离失所的事情，“但他用最美丽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方式，把人们连根拔起，吹到各个大陆”。
其实，古尔纳本人就是“流离失所”的代表——坦桑尼亚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桑（Samia Suluhu Hassan）在推特上对古尔纳的获奖表达了祝贺。但其实很多坦桑尼亚人认为，古尔纳离开桑给巴尔的时候还不存在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古尔纳只是一个桑给巴尔人，不能当作坦桑尼亚人看待，坦桑尼亚政府对古尔纳的宣传可以说是给自己身上贴金的行为。
而创作中的古尔纳，并没有被吊诡的问题所纠缠，他说写作仍是“一种被他人理解的快乐，一种说服的乐趣”。他不仅仅是在记录自己的经历，也是在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对于我的一些潜在读者来说，有一种看待我的方式是我必须考虑的。我意识到，我是在向那些认为自己是标准的人，无需顾忌文化、种族和差异的读者展示我自己。我在想，如果我不这样考虑，我的故事还有多少内容可以讲，有多少知识可以假定，又有多少能够被理解。”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古尔纳关心的其实不仅是那些可能默默无闻的非洲移民，而是我们每一个人。
《伦敦杂志》指出，古尔纳的习作常常像“拼拾碎片”，“他的记忆破碎，但努力使其完整”。不管是否获奖，非洲文学在中国图书市场上都难见火热景象，但古尔纳曾在2010年的BBC历史系列节目《100件物品中的世界史》中努力“拼拾”桑给巴尔与中国的历史碎片：他年幼时在海边“寻宝”，找到被冲上海岸的中国瓷片；在明代，桑给巴尔是非洲和阿拉伯、印度的交易中转地，中国的瓷器和丝织品通过阿拉伯商人交易到这里。他感慨道：“当你参观博物馆，或者当你听到那些关于中国舰队远赴非洲探险的伟大故事时，这些小物件才变得有价值，成为某个重要事物的象征，或者说是一种联结。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些物件本身，看到它的整体性、它的重量、它的美。一切都是环环相扣，像中国这样遥远的文化，在远隔几个世纪之后出现在此。”游走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的古尔纳，他的人生经历、写作经验和笔下的人物与世界，也都像在桑给巴尔岛上拾到的中国瓷器碎片一样，被他“拼拾”，而展现出“环环相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