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在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宣告成立和宁都起义(在1931年12月的宁都起义中有约两万军将士被解放、加入阵营)的鼓舞下,红一方面军向江西南部中心城市赣州发动进攻。

川守卫赣州的军队当时只有马昆所率的一个旅和一些地方保安部队共约7000人,但是马昆所率军队准备充分,城市防守严密。

他们围攻赣州月余、发动了四次突击,但仍不能攻破该城,且不但未攻下赣州,反有一个师的部队被敌军全部俘获。

为了吸取以往的教训、总结赣州战役经验,1932年3月,红军在江口圩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对此役的失败提出严厉批评与经验总结。

其时,并未按照军委要求进军湘南,而是挥师向东挺进福建,并成功地攻下了沿海大港漳州同时,由红三军团组成的西路战湘南,不过结果并不如红一军团那样顺利成功。

1932年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进一步向东北方向挺进,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他在宁都会议上取代担任总参谋长一职)的集体领导下取得了一些规模不大的胜利。

与此同时,军队刚结束在鄂豫皖苏区和湘赣西苏区的军事行动,按原战略计划开始进攻江西中央苏区,何应钦任总司令辖三路大军,共计四十个师四十万人,其中陈诚指挥的中路军中有中央军十个师约十五万人作为主攻部队参加战斗,其他部队作为后备军留守后方。

新来苏区的人核心成了几个年轻的归国留苏生,他们充满了革命战斗热情却极度缺乏军事经验知识,尤其陌生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斗争态势。

第四次围剿已然开始,但是这些“红色洋墨水”们仍坚持全面进攻战略,命令红军继续围攻以求占领南丰

此时,红军声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斗志高昂地回到根据地由于所有的胜利都是在苏区外围地带所取得的,所以新的战略战术受到大家的认可:看来红军没有必要以苏区的大片土地为代价而诱敌深入,他们貌似可以“御敌于苏区大门之外”。

第四次反围剿的表面性质的结果也是对于新的党中央的实际确认:没有参与指挥,但却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

但事实上,红一方面军之所以能取胜,是由于在江西苏区进行的第四次围剿只是对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和对江西苏区所采取的第五次反围剿之间一个过渡性的步骤这也是由于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并不像前两种情况下那样大大超过中央红军的兵力。

尤其是,反动派实质取缔了三个主要根据地中的两个,击溃了三支主要红军中的两支;其次吸取了经验教训:必须认真对待红军,必须改变军事战略,这对于方面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刚愎自用又好大喜功的蒋介石曾经认为:只要中央军投入战斗,自然就会取得胜利。在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的成功增加了他的这种自信心,而在中央苏区陈诚部队的失利使他感到震惊,也引起了他的更高度注意,促使他对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采取更严肃认真的态度。

与此相反,第四次反围剿的所谓胜利使江西的苏派领导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似乎已立于不败之地,认为只要一如既往地按老路走下去,就可以继续取得胜利

向来,蒋介石和他的幕僚是不擅长进行政治宣传与动员的,他们只迷信武器装备和财产权势的利诱威逼。

然而,在第五次“围剿”之前,蒋介石却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先进口号,这意味着在缺席集体领导的当口,蒋记国府已有足够的自信建立“坚实而广泛的政治基础”,这也正是前几次“围剿”所缺乏的。

为了全力对付,国府甚至与入侵东北的日军达成合作1933年5月,国府与日军在塘沽签订秘密协定,允许日军实际控制长城以北的全部中国领土,换取日寇“不再南进”和“不插手长城以南内政事务”的保证。

获得日本人“不干涉国军剿共”的保证之后,开始制定严格的政策:封锁苏区经济,不允许外界向苏区私运商品物资,规定“与苏区贸易盐、药或食品者必遭严惩”。

在城市里,除了就出版物和公众活动制定严格的规定外,宣传部门还发动了“新生活运动”,以激发民众爱国主义情绪和倡导儒家道德传统的方式,意识形态其本质是鼓吹群众对蒋介石的仆从、扑灭日渐壮大的解放风潮与革命声浪。

最终的结果无需赘述,在博古和李德等人的带领下,苏区损失惨重。至1934年春天,部队已经抵近距离瑞金仅150公里的广昌,而此后的广昌战役同样战损严重。

从战略战术上看,广昌战役可以说是直接应用并检验了所批判的“纯粹防御路线”其实周恩来和张闻天也都发表过几篇有关广昌战役的醒目文章,坚持了的军事思想,但他们两人(特别是张闻天)都未直接参与战斗(由于博古任司令部政委,朱德作为总司令甚至都同以往一样只是徒有其名)。

广昌之战失败后,中央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与军委扩大会议,领导人们发现已经难以从内部保卫中央苏区,于是决定突破的包围而到外部作战也就是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即长征,1934年7月份红六军团和红七军团的行动正是前奏。

从现有的各种资料和回忆录可以看出,从广昌战役结束到长征开始以前,1934年5月,在参加军委和政治局会议之后,离开瑞金到达苏区南部的会昌,路过会昌城时,他写了一首相当有名的诗词题为《会昌》,诗文如下:

仅由一首小诗确定的整个思想状态或许不太充分,但我们依然可以领略处于人生低谷中的其远大抱负和坚定意志。

广昌战役一个月后,被博古、李德、周恩来从于都召回瑞金;再两个月后,中央红军长征大幕拉开,历史开始升温。

1935年1月,也就是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之后的三个月,人突破乌江天险,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

在遵义休整了两周左右的时间,在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

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在的政治生涯中,遵义会议具有继往开来又开天辟地的重要意义,它第一次实际确立了「核心」的概念,也是党史中极其重要的「十年」的开端,在历史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的生命和革命历程。

一个最鲜明的组织特征,是党在同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重大问题,表现出了在「核心」的领导下,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成熟:

会议在确立以为代表的中央正确领导的同时,也改组了党中央与军队的架构,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为日后系统清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奠定基础。

遵义会议的成功展现出了作为党与人民军队创始人、缔造者的领导才能与政治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他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

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

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的成功、没有红军领导地位的确立,就没有此后决定党生死存亡的四渡赤水的伟大胜利,更没有之后陕北根据地的如愿建立。

根据的回忆,甚至直到四渡赤水后惊险脱困,党内依旧有人不服的领导实际上,如果细看遵义会议的决议,几乎没有提到的名字。

尽管遵义会议对党和军队的领导层有所调整,但幅度不大,没有人突上突下(也就是取消“三人团”)。

直到会理会议后(度过金沙江),才逐步稳固了的领袖地位,所有质疑的声音都在事实面前被粉碎:只有能够带领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也只有能够带领部队一路向北而不是博古、李德乃至张国焘。

以致于后世有学者断言:如果陈昌浩和当时真的用武力拦截,或许张国焘真的就“赢了”。

只不过做出这种断言的人看不到:经过多年的奋斗,广大官兵战士已磨炼得无比坚强,领导集团处理军政事务的能力更加增强。同井冈山时期相比,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已得以确立,军事思想成为全党全军的主导路线。

在一项项非同寻常的挑战中,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和其他人物均暴露出自身不同的局限:周缺顽强,朱少方略,张总是显得变通能力不够周是位灵活的外交家,朱是位忠厚的军人,张是位思辨的学究,但是只有才是一位全面的政治家。

1935年9月,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可以看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处于他们长征中所有经历的最低潮,但却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具主导影响力和革命气质。

当时有21人参加了俄界会议,包括全部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各军事机关的领导人及红一、红三军的四位领导。即使被称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俄界会议也似乎过于扩大了

这就是,他从不在乎张国焘这个人,只在乎他手中控制着的军队只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在的眼中所有士兵、群众都是可以爆发先进战斗力的,都是可以迅速扭转路线、回到革命道路上来。

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三十军、四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

从1935年秋天开始,中国和本人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受到三方面的威胁:张国焘、蒋介石和日本人。

这也几乎刻画了1935-1945这伟大十年里带领亿万工农阶级需要讨伐与革命的对象:党内叛徒、买办与帝国主义。

当时红军人数在经过艰苦异常的长征后,已经处于历史最低阶段,还不到一万人,任何一方的威胁可能都是致命的。

然而,恰是这一群爬过雪山、滚过草地、吞食过泥水畜粪的红军,从1935年末彻底点燃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希望在的领导下。

对于同买办地主阶级与法西斯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唯有战争手段;但对于党内叛徒与可能党性动摇的新同志,依然没有选择斯大林式的杀戮,而是整风。

相比于1921年的建党,这个从一开始就被党员、也是被时代所要求“代表着最广大工农阶级利益”的党,其真正迈向成熟、割除所有错误路线在肌体上留下的伤痕记忆的,正是延安整风运动。

甚至可以说,所谓“建党”,这个党真正被建成也是到了延安整风的成功洗礼、到了自1935年被确定为核心近十年之后,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完全被建立尤其成熟性和底色度均被“刷新”,才算真正的落定。

1941年7月1日诞生二十周年之际,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十分清晰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是在农村发展起来的,主要是由农民、小生产者和爱国知识分子组成。战士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进行独立分散的游击战,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

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叛徒张国焘的结局与项英反抗中央的机会主义所引起的皖南失败,便是明显的历史教训。

整风开展之前,彼时党内教条主义故态复萌,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不统一,在军事和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思路不一致。

1937年11月 ,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凭借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上给党造成严重混乱 。

而延安之外,反动派又掀起第三次高潮,我八路军、新四军被蒋氏集团诬为“新式军阀”,我根据地被传为“变相割据”。

也是在那时,1943年5月,共产国际被解散的消息传至国内,旋即“马列主义已经破产”“不适用中国”“解散”“取消陕北特区”等舆论甚嚣尘上

如果没有这么一场延安整风,组织意识和核心意识就不可能重新深入全党人心而这两个意识是造就“思想战无不胜”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通过延安整风与同时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解放区的各级机构、军队各层战士开始更加系统性地认识到自己作为革命的一员是在为谁而战,以及如果在革命中陷入迷茫时,应该去向谁寻求答案。

从延安整风之后,当的人民领袖地位被进一步深化时,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势如破竹:从武汉会战之后至1943年中,日寇军队只对“正面战场”的国军只进行了一些有限规模的进攻,而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五次大规模扫荡)的兵力,则分别达到54万人、47万人、46万人、33.2万人、35万人。

指挥领导的的敌后战场,抗击日军(不包含关东军)的比例分别为62%、58%、75%、63%、58%。

仅1941、1942两年,日军使用千人以上、万人以下兵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就达到132次,使用万人以上至七万人兵力进行的“扫荡”达到27次。

谈及《历史决议》,其实党对党史的研究其实在成立以后不久便开始了,包括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等人,都曾经从不同角度对党的早期历史作过很有价值的探讨和研究。

不过总体而言,抗战以前对党史的研究还处在自发的、孤立的和零星的状态,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作为鲜明的对比,《1945决议》起草的过程,以及六届七中全会会议的过程,则是党对自己的历史第一次进行了体系性、纵向式的总结和反思。

从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到成功“纠右”却又容许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的八七会议;从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的刺激下再次发作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到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机关内占据统治地位

正是在这个不断深入认知的过程中,40年代初的延安,全党对于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逐步在讨论、研究、辨析中取得了高度一致的共识,最终形成了坚定维护同志核心和领袖地位的共同意志。

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同志。

实践证明,有毛主席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主席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

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我阅读了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我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大会欣幸的指出:党经过了自己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党!

需要看到,张闻天自己是亲身经历过“左”倾路线错误领导的,还一度在党内负了“总责”,他的这段话可以说尤其具有代表性,反映了党在经历了一系列成功与失败后形成了一股共识。

正是有了这样的共识,也才能自1935年被确立为核心后,我们的中央能够在偏远贫瘠的陕甘宁边区,一不发钱,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就靠着滴滴答答的电报,指挥党在全国的组织和武装;能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能够始终保持「一锤定音的权威」。

1935-1945这十年,党内雷霆整风,党外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与蒋记买办集团,深深淬炼了党魂、塑造了党性、凝聚了党心。

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证明了只有自己才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与捍卫者,同时证明了投降主义的汉奸买办势力与霸权主义的帝国主义势力注定会同流合污的事实。

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一周,中央曾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国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纲领。

而蒋介石看了这个宣言后竟不满意,授意康泽修改这个宣言,要求把我党的三项政治主张全部删去,只留下一堆有利于蒋府维系反动统治、继续“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保证。

当战局进行至1938年初、侵华日军在游击战术下伤亡人数已达四十五万人之巨时,日本人清晰地认识到:蒋府国军并不能对日军造成太大威胁,而的军队则是“心腹大患”。

武汉会战之后,已然无力将战火继续向西、且逐渐谋划在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扩展海权势力范围的日本法西斯,就中国战场局势提出了“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主张。

日本人认为,应该立即停止“反蒋”,把对华目标缩小为“”,以分化中国内部,使若干畏惧继续抗日会失掉原有地位的政客和亲日分子更能发挥作用。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所谓《东亚新秩序》声明,在“合作”“提携”“互助”的招牌下,呼吁只要当局放弃抗日,便欢迎它参加天皇主持下的东亚新秩序建设运动。

12月20日,近卫又发表“调整日中关系”的声明,提出所谓的“中日满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进一步对内部的汉奸力量实施引诱。

1938年底,身居总裁高位的汪精卫逃离重庆,公然走上了叛国投敌的罪恶道路,这在当然着实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因为这等于是先于自己之前,给日本人递交投名状。

只不过事与愿违,领导下的力量日日发展、不断地在抗击日寇的过程中扩大解放区范围,使蒋府深为恐惧。

在日本积极诱降、英美从旁劝降的国际妥协气氛下,逐步“绥靖化”的蒋介石很快就从与人的合作抗日走向了消极抗日、积极的道路。

1939年1月21日,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把会议的议题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从而使“整顿党务”、研究“如何与作积极之斗争”成为全会的中心议题。

蒋介石的所谓“党魂”就是“”,所谓“党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和“智仁勇三达德”,所谓“巩固党基”就是要整顿党务、“与作积极斗争”。

我们一定要将已睡了的党魂唤醒转来,已失去的党德恢复转来,全体一致,尊重党纪,爱护党史,重新奠定本党坚实的基础

在蒋介石的亲自部署下,秘密成立了“防共委员会”,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

会后,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沦陷区防范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制度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等。

博山惨案、深县惨案、确山惨案、十二月事变、皖南事变一出出反动军阀蓄意制造的惨剧接踵发生,在日本侵华脚步依旧蔓延的局势下,给党领导的抗日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

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

由此,党内和八路军等党的部队内部,也纷纷回忆起1935年时曾就时局给出过的使人振聋发聩的判断: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

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

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

中日之战显然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战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具有广泛可以动员和解放的有生力量,且具备抗战的正义性,长期战争的胜利是有希望的。

新时期的我们,或许依旧需要握紧《论持久战》,破除“速胜论”和“战则必亡”论的横阻,固牢人民战争的史观,肃清内鬼汉奸的流毒。

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

中华民族不是美国,可以养寇自重、珍珠港自导自演死伤惨重而无谓;中华民族也不是欧洲,可以在纳粹肆虐的危急关头大行绥靖政策、放任法西斯病毒蔓延而自欺欺人。

《论持久战》的发表,使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论持久战》的发表,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因为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思想”这个逐渐被清晰化的概念,开始随着抗日战争战事的深入而深入人心,对抗战的理解也开始升华、教育着广大的党员干部。

这,与此后的整风运动与文艺座谈会相呼应,最终在1945年的七大上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给出了解答中国命运的答案。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120万党员中的547名代表以及208位因别的头衔被邀请出席会议的人士,共同出席了距离在莫斯科举行的六大已有七年之久的七大。

1945年4月23日,他以一篇名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报告为会议致开幕词,认为有当下“两个中国”:

一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光明的中国,拥有绚丽的未来。

尽管他依旧强调要谨慎,但还是将会议的任务定位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国家:让中国执政,是七大之后全体人的当务之急。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贯彻和发展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

这场载入史册的会议,通过了新的党章,充分体现了思想的精髓,规定中国以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

努力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每一个员的义务。在党的工作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七大,第一次把思想写进了党章,在全党确立了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历史性的贡献,极大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尽管毛主席反复强调:“思想,以我名字命名,可以;但这是全党同志的革命智慧结晶”,但在那场大会上,当朱老总做完军事报告后,在现场热烈的会议氛围感召下,仍然难掩激动、振臂高呼: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这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但公社政权仅仅维持了72天就被德法两国的反动派残酷,惨遭失败。

为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写就了《法兰西内战》和《论权威》两篇重要文献,在文中马克思明确指出:

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导师们的预见,工人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斗争中,始终需要一个坚持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

列宁还曾认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这个政党又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并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领袖人物」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党的领袖是什么?是人民的意志体现,是一个团结的政治集团的首脑,而工人阶级的领袖则是在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实践中产生,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丰富的实际经验,深得广大群众拥护,能够做出保证事业胜利的科学决策,必须时刻、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把握住最正确的方向。

从遵义会议到七大,从“一定要赤化川陕大地”,到“发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短短十年之间,惩除叛徒,整风肃清,拥护领袖,确立思想,更新党章,重温党史,专政买办,抗御外敌,清零入侵,凝聚民心。

当1945年的七大会议宏伟落幕,逐鹿全国的解放号角也便即将吹响,祖国领土实现完全统一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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